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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异见的共情者与人民的先知
来源:澎湃新闻 | 李雪  2020年11月23日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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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美]约瑟夫·弗兰克、[美]玛丽·彼得鲁塞维茨 编,王晨、初金一等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1150页,148.00元

对于俄罗斯而言,十九世纪是一个既被祝福、也受诅咒的世纪。彼得一世改革百余年来西欧与俄罗斯的碰撞与融合,在第一次卫国战争的催化下,终于成就了从沉沉泥潭升起的璀璨星丛,无论是政治立场的激进抑或保守,文学领域的自然派还是唯美主义,几乎每一个思想阵营都有振聋发聩的名字横空出世,每一种思想都预言着下个世纪摧枯拉朽的风暴的每一个侧面。与思想文化的灿烂相对应的是社会现实的波谲云诡,十九世纪的俄国史如同整本《约翰福音》那样,光明常伴有黑暗,新生与死亡总是不分彼此,在半被动地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剧烈的时代阵痛,背后隐藏的是几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上下求索和几代俄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命运。在爱憎鲜明、自罪自苦的俄国性格所点亮的诸多思想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性在一百多年中被从诸多层面分析和评价,而约瑟夫·弗兰克和他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及其缩写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则是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角度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品的最佳代表,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出发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社会思想史进行多方位审视的巨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十九世纪的“飓风”中的位置一向众说纷纭,在弗兰克的笔下,他既以特立独行的立场与激进风潮“气场不合”,亦游走在不同阵营之间,对异见知识分子怀有深刻共情,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具象化为综合了历史神话象征的小说人物,成就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诸多原创思想,使他成为了始终以俄国人民的最深切利益为出发点的“先知”。如果意图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的私人生活细节,这本书的相关内容兴许并非是最详尽的,而如果想要充分感受这位伟大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年代里那些熠熠闪光的诸多俄国思想与风起云涌的社会氛围,以及陀氏在此情境之中天才的、包容综合的独创性,这套两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想必不会让读者失望。

与异见知识分子的共情:从“人民”出发

一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鲜明和深刻的面貌,就是以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反对者而呈现的,他的政治立场通常会被划入保守主义的阵营,而他也的确和当时俄国的保守主义者来往颇为频繁,譬如他因为贫穷而接受他们的资助(如卡特科夫对陀氏后期的持续资助),譬如他时常就一些社会问题、如犹太人问题、青年学生暴动问题和俄国外交问题等与这些和沙皇政府更为亲近的人达成基本一致,而在思想史层面,陀氏的小说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反虚无主义”文学风潮中坐头把交椅,直到作家的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始终未放弃对异见知识分子的质疑,甚至其中《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更是精准地预言了二十世纪俄国革命所带来的“世纪病”。然而,陀氏的政治立场事实上颇为复杂和耐人寻味,尽管他大体上可以被视作是十九世纪俄国保守主义的一员。与一般的官方保守主义者恐惧“变革”“平等”与“自由”这些意识形态进入俄国民间有所不同,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保守的政治立场,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出于对俄国普通人民的热爱,他认为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虽然切中了俄国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土地与自由”,但是这些异见者在实践他们思想的过程中,却因为理念凌驾于现实、手段过分让位于目的而将人民的实际利益抛在了一边。在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偏向时,“人民”是至关重要的核心,所以这使他在反对俄国异见知识分子过分冒进的实践的同时,也对他们颇多共情和理解。而且,文学拥有对细节特殊的表现力,作为“一切皆文学”的俄罗斯思想的中心,俄国文学在参与构建俄国十九世纪社会思想史的同时,也为偏重推演逻辑与扬弃现实的政治范畴,提供了不拘泥于单一立场的更为立体和丰富的视角。 

陀思妥耶夫斯基

正如世所公认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被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然而,陀氏的思想流变并非是如表面看起来那样是“断裂”的,虽然西伯利亚作为他政治立场彻底转变的契机横亘在他的两个创作时期之间,但即便是在“死屋”带来的灵魂拷问中,他的思想里也始终埋藏着一条坚韧的线索,即对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宏观层面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激进知识分子有诸多共通之处,俄国人民的“土地”与“自由”是他们不断反思自身与诘问社会病征的最根本动力之一,在这一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期异见知识分子之间不单单有立场上的龃龉,他在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过程中,与激进派的共情与理解,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品不可被忽视的重要面向。弗兰克在陀氏的传记中指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注的那些“更具体、更现实,与俄国有关的社会问题”,他在尚且年轻的时候出于对俄国农奴制的痛恨而发出的那些类似于“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质问,事实上在后西伯利亚时期亦时时出现,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即在堪称是对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传统进行非同一般的严厉批判的小说《群魔》发表之后,一步步得到了更为立体的发展和阐释。

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便是在“反虚无主义”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激进知识分子自始至终亦怀有深刻的了解甚至共情,陀氏怀着“对俄国普通人民的信仰”去反观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实践,将这些不同的理念和声音化作不同的人物,赋予他们众声喧哗的平等舞台,并竭力对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进行颇具说服力的刻画。如果没有与异见知识分子的共情,陀氏无法写出“分裂”和“异见”兼具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无法展现斯塔夫罗金独有的、仍带有神圣印记的“路西法之美”,这些人物将只能是三流作品中作为符号的“恶”的存在,而非像如今那样深入骨髓。在《群魔》完成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接触中对民粹主义的根源性问题意识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严厉而尖刻的“反虚无主义”逐渐开始向弥合与异见知识分子之间分歧的方向发展。陀氏本人对激进知识分子的“父亲”亚历山大·赫尔岑后期关于俄国村社与俄国独特道路的思想一直颇为认同,同时也如赫尔岑那般对西欧社会1848年后弥漫的庸俗市民气和对历史的漠然而感到极端不适,并且呼吁,俄罗斯的近代思想虽然起源自西欧,但西欧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想要完成解放人民的历史任务,终究还是要将俄国的传统归为中心,《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可以说是对《彼岸书》的回应和补充。而在民粹派漫山遍野“到民间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确信,这群年轻人怀着对俄国人民深沉的热爱,以宗教般的热情,意图填补一直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这与他从《死屋手记》的创作时期就开始关注的以宗教拯救人民苦难的议题有颇多共同之处。这种印象在陀氏此后的作品中一直持续存在,《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对青少年人物的描写和成长展望就倾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的未来”——这群时时刻刻思考着俄国人民该往何处去的年轻人——的观察、思考与审慎的期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小伊柳沙的葬礼上,陀氏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写到纯净而充满爱的阿廖沙的理想,即“为全人类而死”,弗兰克指出,这种理想和渴望,这种“‘为真理’而牺牲自我的渴望,正是19世纪70年代的新一代的典型做法”。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异见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情感上不可被忽视的共通之处,弗兰克在书中还多次提到了陀氏与这些激进的同时代人之间的诸多来往,它们不仅包括思想层面的论战,也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和激动人心的对话。根基派的阵地《时代》杂志也曾刊发过著名的“暴动派”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的煽动性文章,尽管从任何一个层面来说,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全然“抛弃”人民的主体性、着意于利用和欺瞒人民以达到革命目的的特卡乔夫,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核心成员的根基派的理念都大相径庭;在《群魔》创作完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自己有必要再次更新自己对激进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曾兴致勃勃地去接触民粹派中的年轻人,与他们就一些非常现实迫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并不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拐弯抹角。弗兰克在传记的最后一章中写道:“他(陀氏)成了一名受尊敬的标志性人物,在无情的意识形态战争中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提到了当时每一个迫切的热点问题,并且这远远超过了狭隘的党派主义限制。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媒体持续攻击,但左翼的学生们却对他宽容相待;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一直‘公开、大胆地提到各个方向,不为他本人的言辞而做无畏的担心。年轻人发自内心地欢迎这种直率和不屈’。”而各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派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后的告别仪式上相遇,也堪称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化史上奇特而值得被书写的现象之一。陀氏很难对激进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反抗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痛代价视而不见,因此,初时的辛辣讽刺逐渐变为更加圆融、也更加深刻的共情以及在此基础上跳脱出原有共情的批判。

“先知”的解放神学

就“人民问题”而与异见知识分子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部分,而他思想中最富原创性的部分,当属用在对当时俄国普通人民生活的观察中与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的论战中获得的灵感而创作的几部重量级作品,它们就信仰的建构和人民的自由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堪称是陀氏本人作为“先知”而提出的“解放神学”。这些作品同样以对俄国人民的关切为精神内核之一,但是与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后期一直反对以无视手段优劣并罔顾信仰土壤的虚无主义而摒弃个人的道德责任行为,知识分子以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作为行动的准则,抛弃个人的道德和信仰,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计的损害,这同样是以人民之名对人民的背叛。与批判相对应,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象征式的人物、观念和叙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个人美德、宗教信仰、教会国家”三位一体的独立思想体系,这套体系融合了他在《时代》和《时世》时期根基主义基于村社、东正教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时亦着重于个人的虔敬和对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民的爱在信仰中的位置。

从“死屋”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弥漫整个激进知识分子圈的虚无主义氛围,从工具理性之罪、少数统治多数的专制和“自由与面包”之辩,一步步接近了激进知识分子在举步维艰中所暴露出的核心问题。曾给尼采以深刻启发的《地下室手记》全篇都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种对“内心与工具理性之间冲突”的展示,在《群魔》中以政治哲学的面貌达到了高峰,并以“父辈”知识分子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失语、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沙托夫的被谋害、基里洛夫自杀行为的虚妄与斯塔夫罗金的灵魂自我审判,直陈属于少数的激进知识分子因无法调和“撒旦般的骄傲”、对属于多数的人民无法遏止的权力欲与“对人民的责任感”这三者而黯淡无光的失败前路。《卡拉马佐夫兄弟》则逐渐攀上了陀氏最伟大小说的巅峰,这篇事实上并未完全完成的小说以噩梦般的肉体与精神双重弑父事件,和《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卓越的思想史价值,直接向人们展示了不加限制的虚无主义将造成何种严重的历史后果,即以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末日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陀氏仍旧在《作家日记》中对激进知识分子罔顾个人美德而摧毁整个人类灵魂根基的行为进行抗议。 

严肃的批判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解放神学”奠定基础,在物质解放之外,人民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除了与赫尔岑相一致的、针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弊端而发展出的村社理念,个人的美德、对上帝的虔敬和建立教会国家这三个相辅相成的因素,成为陀氏原创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以爱和谦逊作为内核的个人美德,使《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得以对深陷自罪自罚泥潭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伸出援手,尽管这并未解决这位大学生全部的重大精神危机,如果拥有这样的美德,斯塔夫罗金也本可以不犯下强暴幼女的罪行,米卡也不必徘徊在索多玛和天堂的两极之间而痛苦不可自拔。这样的个人美德是有所依托的,它离不开人对不可知的“物自体”上帝的自发虔敬和对彼岸的敬畏,只有有所敬畏,才能在行动中不至于无所顾忌地破坏一切道德准则,从而给个体带来困扰甚至严重的冒犯和损失。而以上这一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哲学作为终点,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靠前的内容中,有对“教会国家”最直观的设想,即不是天主教的以教会统治世俗国家,也不是官方东正教以世俗国家统治教会,亦非激进知识分子在受弥赛亚精神的影响下进行的具有宗教意味的革命,而是整个教会都是一个国家,国家以教会的形式进行建制的构型。这种大胆的构想事实上与官方保守主义对东正教的一再强调大相径庭,这是独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与政治哲学构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对人民的热爱,而独立发展出的解放神学。而阿廖沙,则是他理想的终点,弗兰克指出,在将来经历最终成长的阿廖沙,将成为属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的典型,只不过,在此之前,这个纯洁的青年人仍需在尘世行走、堕落,尝遍欲望的甘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欲望的旅程”,亦能够贡献出直击灵魂的剖析,令人遗憾的是,对此我们再也无从得见了。

既非纯粹的激进派,也非官方保守主义者,对人性有精准的敏锐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保持着一个伟大作家所应有的独立性。对时代独立的批判和呈现总是不讨好的,作家屠格涅夫生前身后的争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屠格涅夫自己的症结也许在于,提出问题总是要比提出解决方案要容易很多,因为批判总要借助原有框架展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共情、批判和建构三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那就是“土地”和“人民”。与激进知识分子一样,人民的苦难是陀氏的痛点,但在此之上,他对那些深刻的人性相关话题的探讨却获得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他对自杀、对信仰、对启蒙理性、对多元主义的认识,使他无愧于“先知”这一称谓。恰达耶夫在十九世纪初绝望的狂人嘶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得到了遥远的呼应。而沉疴难愈,我们的时代又有何种症状,有何种未来又有何种征兆,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个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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